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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回應時代，讓公義得到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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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專欄〉由法律學會主理。歡迎港大法律學生投稿，惟來稿文章不代表本會立場。 There is no word limit and we welcome articles of any stance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Established and monitored by the Law Association, HKUSU, the Legal Column aims to promote intellectual exchange among HKU law students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This page will publish legal articles contributed by HKU law students and be updated frequently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everyday legal knowledge and concepts involved in social issues. We also welcome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

e in discussions with opinions supported with sound reasons. We hope that knowledge learnt by law students could be applied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issues, so as to inspire other law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public. Please feel free to express your opinions on any legal issues by sending your submissions to [email protected]. 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book coupons will be presented to all article contributors.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inbox us via our Facebook or Instagram page or contact Ivan Law, our Legal Education Secretary via [email protected].

法律專欄由香港大學學生會法律學會開設及管理，冀望啟發公眾從法律角度思考社會議題。專欄定期更新，亦會刊登同學來稿，從而提供一個平台予法律學生表達意見，向大眾及其他學生推廣法律和社會意識。此外，本會也歡迎社會大眾參與討論，表達己見。本會鼓勵法律學生應用法律知識分析時事，將所學所思啟發其他同學及社會大眾。專欄歡迎任何凡與法律有關之來稿，字數不限，立場不拘，中英皆可。文章一經刊登，會致送書券乙張，以表謝忱。來稿請電郵至 [email protected]。如有任何查詢，請私訊本專頁或電郵至 [email protected] 聯絡本會法律教育秘書羅焯恒。

02/09/2026

#法築安居

《戰火下無簷之處：淺談難民居住權》

戰火頻生，無情摧毀了無數無辜民眾的家園。民眾為保命只好逃到其他國家，成為「難民」。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從此可以過上安定生活。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全球趨勢報告》顯示，八成流離失所者即使逃亡到其他國家，生活依然不安穩[1]。到底「居住權」對難民而言是否僅代表「一個瓦遮頭」？他們又能否享受到應得的居住權利？

【「居住權」的定義】

國際法中的「居住權」定義可追溯至於 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 25 條，其條文內容為「所有人有權享有為維持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住房、醫療和社會服務等[2]」。

而早於 1976 年，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正式生效。當中第 11 條強調，國際法上的「適當住房權」包括基本安全、防止寒暑、有清潔水源及衛生設施[3]。

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於 1991 年的第六屆會議通過了「第 4 號一般性意見」[4]。委員會為國際法中的「適足住房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確立了以下七項核心元素：
使用權的法律保障（Legal security of tenure）：不論租用或自住，所有人應享有一定程度的使用權保障，免受強行驅離或騷擾。
基礎設施的可使用性：住所配備安全食水、衛生設施、照明、能源等基本設備。
可負擔性：維持適足住房的相關費用不妨礙居住者滿足其他基本需求。
適居性：住所必須保障居住者安全，並保護其免受嚴寒、潮濕、酷熱、風雨或其他健康危害及結構性風險。
可取得性：弱勢群體享有充份權利以取得適足住房資源。
地點：住所地點使居住者取得就業機會、醫療保健服務、學校及其他社會設施。
文化的適足性：住房的建築形式與建材，及所處社區發展，應確保其文化認同與多樣性。
由此觀之，居住權不應侷限於「遮風避雨的住所」的狹義解譯，而是安全、和平及有尊嚴地居住的權利。

21/08/2026

Anonymous Submission
Meeting of Minds in Digital Contracts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actually rea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before checking the “agree” box in a digital contract? While contract law is built on the traditional doctrine of ‘consensus ad idem’, which requires a genuine meeting of minds between contracting parties, modern commerce often operates on blind clicks and a lack of unambiguous agreement.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at an ideal framework for digital contracts may look like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Evaluating ‘Click-wrap’ and ‘Browse-wrap’ Mechanisms

Traditional contract theory assumes two or more rational actors with equal bargaining power engage in a process of offer and acceptance. However, modern digital agreements often take the form of ‘browse-wrap’ or ‘click-wrap’ mechanisms, such as including ‘I Agree’ buttons, rarely reflecting a genuine intent to be bound by dozens of pages of legal documentation. Despite this disconnect, Hong Kong courts apply an ‘objective test’. It does not look at what a person subjectively thought; rather, it evaluates objectively whether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believe that the party intended to be bound by the contract. In the case of digital contracts, section 6 of th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Ordinance (Cap. 553) (“ETO”)[1] gives digital signatures the same recognition as signatures on physical documents, given they do not fall under categorised exceptions such as wills, trusts, land transactions and certain high-stakes documents. Hence, if a platform provides a consumer with reasonable notic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contractual terms, a ‘blind click’ would suffice as a legal manifestation of assent.[2] This legislation underpins Hong Kong law’s priority in establishing transaction certainty, as abandoning the traditional theory altogether would create instability across modern commercial contracts.

17/08/2026

Author: Jialiang Tang (BSocSc(Govt&Laws)&LLB Year II)

The Man on the Kennedy Town Minibus? The Future of the Reasonable Man Standard in Hong Kong Law

The “man on the Clapham omnibus” has long been used in English common law as a byword for the average common man, against whose actions defendants are to be judged. If an analogy is to be made in Hong Kong, perhaps we may substitute the omnibus with one of those ubiquitous green minibuses that hurtle across Hong Kong every day. But the logic remains unchanged, which prompts two questions. Who is this person? And can we really ascribe to his/her judgement, a common standard applicable to all Hong Kongers, or indeed anyone who comes to our shores?

27/07/2026

#用法

《網絡責任：何謂誹謗》

在社交媒體上，每人都可以撰寫、留言和分享貼文。然而，胡亂發言也有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英國最高法院在 Stocker v Stocker [1] 一案中，為社交媒體誹謗言論的解讀標準訂立了重要原則。案中一名女子在 Facebook 留言指其前夫嘗試襲擊她，前夫則主張該言論意指他曾意圖殺人，構成誹謗。該女子只是「分享」和「留言」，沒有親自撰寫帖文，也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嗎？其實這在理論上完全成立，背後的法律邏輯很簡單：誹謗的「發布」責任，涵蓋每一位參與傳播的人。
【解構誹謗的發布責任】
在香港，誹謗是普通法的一項侵權行為，主要受普通法以及據《誹謗條例》[2]所規管。任何人發佈一些針對另一個人或機構的誹謗性言論或事情，而該發佈行為損害了該人的聲譽，即可屬誹謗。原告人必須證明三項要素：(1) 該陳述具有誹謗性（貶低受害者在一般社會人士中或其專業上或行業上的地位、導致他被人躲避、或使他遭受憎恨、蔑視或嘲笑）；(2) 該陳述指向原告人；及 (3) 該陳述已被「發布」（即向第三方傳達）。在香港法律下，「發布」的定義相當廣泛。根據《誹謗條例》及普通法原則，每一次轉發、分享，甚至「讚好」一則誹謗性帖文，均構成一次新的「發布」行為。換言之，原作者的確需要負責，但協助傳播的人同樣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在 P**n Ki Chi v P**n Chuk Hung Jason[3] 一案中，法庭明確指出，被告在社交平台發布誹謗性內容，其後即使未有主動刪除，只要有關內容仍可被公眾查閱，便構成持續的發布行為。這說明了在數碼時代，發布的範圍不僅限於「撰寫」或「上載」，更包括任何形式的「傳播」與「保留」。
【轉發者的刑責】
如首段所述，社交媒體上經常有人「分享」指控他人的帖文，即使沒有親自撰寫，也可能同樣面臨誹謗訴訟。這到底為何呢？
一：轉發行為的影響：根據普通法原則，單純「閱讀」誹謗性內容並不構成發布，但一旦按下「分享」或「轉發」按鈕，便等同於向自己的社交圈傳播該內容。在Chan Shung Fai v Chan Kam Wah[4]一案中，法庭在評估賠償時，特別考慮了每項發布的傳播範圍——在報紙頭版刊登聲明的賠償額達到35萬港元，而網上影片的賠償額則由8萬至20萬港元不等。這說明了傳播範圍越廣，賠償金額越高，而每一次分享都在擴大傳播範圍，令轉發者的法律風險隨之增加。
二：轉發者的整體參與度：在誹謗訴訟中，要裁定一個人的責任，不一定需要他親自「撰寫」誹謗性內容。如果多於一個人，共同參與傳播同一則誹謗言論，法律會視所有人為一個整體。正如 Jonathan Lu v Paul Chan Mo Po [5]一案中，法庭指出判斷「惡意」的關鍵在於發布該通訊的主導目的。如果轉發者的目的是協助傳播誹謗內容以損害他人名譽，便同樣具備「惡意」，難以依賴「受約制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作為抗辯理由。
【延伸責任：留言與回應的風險】
除了直接轉發帖文，在誹謗性帖文下留言「我都聽講過」、「呢個人真係咁差㗎」等，亦可能構成新的發布行為。根據 Chang Wa Shan v Esther Chan Pui Kwan [6]一案，法庭釐清了在網上留言附和他人，不能以「我只係講吓」或「我唔知真定假」作為免責理由。此外，根據《誹謗條例》第五條[7]，惡意發布明知是虛假的誹謗性內容為刑事罪行，可處監禁2年以及被判繳付法院判處的罰款。雖然此類刑事檢控在實務上較為罕見，但這並不代表網上造謠或轉發謠言可以免於刑責。
【總結：如何避免？】
一：切勿胡亂轉發文章。看到任何指控性的帖文，尤其是指名道姓批評他人的，請先停下來，不要急於按下「分享」。即使你認為「很大機會是真的」，只要不是你親眼確認的事實，轉發便等於你須承擔法律責任。在P**n Ki Chi一案中，被告因未有及時移除誹謗性內容而被判監禁，這說明了持續保留及傳播誹謗內容的嚴重性。
二：區分「事實陳述」與「個人意見」。你說「這間餐廳的食物很難吃」，這是個人意見，受言論自由保障。但如果你說「這間餐廳使用過期牛肉」，這便是事實陳述，如果是虛假的，便有機會構成誹謗。請謹記：表達感受一般安全，陳述「事實」則必須負責。
三：如有懷疑，及早刪除及道歉。如果你發現自己曾轉發或發布可能損害他人名譽的言論，真誠而及早的道歉和刪除內容，是減輕法律責任的最有效方法。在Chan Shung Fai一案中，法庭明確指出，被告在賠償評估聆訊前不久才提出道歉，法庭不予接納，理由是這純屬策略性舉動，企圖減少賠償金額。更嚴重的是，被告的拖延態度反而導致法庭判處加重賠償。因此，及早道歉或可以作為減輕賠償的考慮因素。

13/07/2026

#法學時
街頭「撞人族」：社交摩擦還是刑事罪責？

走在熙來攘往的鬧市，輕微碰撞本是常態。但若這是蓄意針對，那便是令人髮指的「撞人族」。近日一段網絡影片[1]引發熱議：一名男子在大阪街頭故意衝撞多名女性以及長者，直到被另一男子制止才停止。這類惡行不單席捲日本，在香港亦頻頻上演。撞人族借「人多擠迫」作幌子，本質上卻是蓄意施加武力，悍然越過法律底線。本文將結合本港法例及案例，剖析「撞人族」的潛在刑責。

【罪責光譜】

根據對受害者的影響程度或範圍，「撞人族」的惡行有機會構成以下罪行：

一、普通襲擊(Common Assault)：根據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0條[2]，任何人犯普通襲擊罪，即可處監禁1年，而當中包括襲擊(Assault)或毆打(Battery)。以早前一宗報道為例[3]，一名6歲女童被一名男子從後以極大氣力衝撞右半身，以至整個人彈起來；女孩母親質問其原因，男子卻沉默不語。就此觀之，該男子的確故意或魯莽地對女童身體上施加非法暴力，而根據終審法院於HKSAR v Ng Man Yuen Avery 案中確立毆打的定義[4]，此行為或已構成毆打，觸犯普通襲擊罪，可處監禁1年。

二、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Assault Occasioning Actual Bodily Harm)：以兩個月前尖沙咀個案為例[5]，女生手臂被一男子「撞至瘀青」的客觀傷勢，已跨越第212章第39條[6]「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中關於傷害必須「超越輕微或短暫」的門檻[7]。控方只需證明他具蓄意或魯莽地造成普通襲擊的犯罪意圖(Mens Rea)。這可透過撞擊力度異常猛烈，以及其事後毫無歉意且倉皇逃離現場等行為作推論，足以在法律上坐實這項刑責，可處監禁3年。

三、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Wounding or Inflicting Grievous Bodily Harm)：若傷勢升級至去月女事主在東京遭路人猛撞導致大腿骨折的嚴重個案[8]，刑責或會更重。假如該案發生於香港，該「撞人族」有機會觸犯第212章第19條的「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罪」[9]。在法律定義上，骨折屬於「真正嚴重的傷害」[10]。如果能證明加害者蓄意引致他人身體受損或者明知有引致他人身體受損的風險卻依然蠻橫衝撞，即很大機會會被定罪，可處監禁3年。

四、猥褻侵犯(Indecent Assault)：除了侵害人身罪外，在公共場所故意衝撞路人，更有機會觸犯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22條「猥褻侵犯」（俗稱非禮）罪[11]，一經定罪，可處監禁10年。一個月前的上訴案件，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雷袓賢[12]案正是此等例子。上訴人在上水天橋上迎面撞向一名女學生，並在相撞的瞬間，刻意製造機會，摸了女事主的大腿近臀部位置一下。即使辯方試圖將肢體接觸歸咎於天橋人流繁忙，但法庭透過反覆觀看閉路電視片段，發現上訴人當時一直向前張望且步速微快，靈活閃避其他途人，卻以大力度碰撞女事主和另一女證人。最終，法庭裁定上訴人是有意識地利用碰撞作煙幕，趁女事主慌亂時做出侵犯動作。因其行為具明顯猥褻意圖，法庭駁回上訴，維上訴人猥褻侵犯的罪名成立。

【抗辯拆解】

或有人道：人多就有摩擦，碰撞在所難免。但Collins v Wilcock[13]案中定下一個重要法律原則：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或走在擁擠的街道上，因此行人對於「彼此之間不可避免的輕微觸碰」會有默示同意（Implied Consent）。不過，對於撞人族力度過猛、人流不多仍強行碰撞等行為，顯然越過了「為了社交或日常生活通行所接受的合理武力」的限度。因此，受害者絕不會默示同意此等暴力，直接反駁「人多必碰撞」的辯詞。

除了「人多擠迫」的藉口外，坊間亦常有人誤以為「他人阻礙通行」可作為自衛（Self-defence）的法律擋箭牌。然而於法律層面上，單純因為人潮擁擠、前人步速緩慢或阻礙去路，絕不構成自衛的合理理由。成立自衛的前提，是當時行為人認為有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且其保護自身的回應必須合理且相稱(proportionate)。參考相關海外事件[14]，雖然女童站於馬路中央或阻礙他人去路，但是涉案女子在撞倒她之前，早已在路上連續衝撞其他行人。如果此發生於本港，根據普通法，這種帶有主動進攻性且過大的武力，沒有任何保護自身的成分，因此無法滿足自衛的免責條件，純屬惡意攻擊的法外託詞。

【現實應對】

要成功將「撞人族」定罪，障礙之一在於舉證困難。由於街頭衝撞往往發生在一瞬間，控方在證明被告具犯罪意圖時面臨不少考驗。例如，被告事後必定會利用擁擠環境作掩飾，辯稱「一時睇唔到」或「條街好迫，避無可避」，企圖淡化罪責為純粹的意外。面對這些藉口，公眾必須在案發當下採取關鍵應對行動。舉例來説，受害人可以在確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與同行途人合力阻截襲擊者，並記錄其容貌特徵或拍攝現場影片。事主亦應留意案發地點及附近商戶有否設閉路電視，並尋求現場目擊者（如有）。這些客觀證據，將成為還原真相的關鍵，在法庭上戳破被告「無心之失」的謊言。

09/07/2026

#徵稿
七月徵稿｜Call for Submissions – July
(Please scroll down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法律專欄〉作為港大法律系學生的意見交流平台，現正徵稿。同學可就社會上各種法律議題表達意見。字數不限，立場不拘，中英皆可。

以下為是次徵稿題目：

【現代社會中的「合理人理論」】

在香港的刑事司法系統中，核心之處在於一塊基石：「合理人理論」（Reasonable Man Theory）。法律一直依賴這個虛構的人物，來客觀衡量「疏忽」和「挑釁」等犯罪構成要素。然而，在我們所處的時代，社會在許多方面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多元化。現時社會上對此一向的單一基準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統一的標準仍然適用以維持公平判斷，亦有人主張於合理性測試之外採納個體之間特徵差異入判決考量當中。在你看來，傳統「一刀切」的基準應該被打破嗎？在堅持客觀的社會基準，與承認個體特徵差異的現實之間，究竟法律應當如何劃定「合理人」界線？

【數碼合約如何達成意見一致】

這往往是司空見慣的情況：我們在電話螢幕上快速勾選方格，確認接受那數十頁我們沒有細閲的條款細則。儘管合約法建基於「意見一致」（consensus ad idem）之上，即雙方真誠且心意契合的原則，不少現代的商業模式卻在這種「盲目同意」的情況下運作。因此，這種現象促使大眾重新審視這一常態：整個數碼合約的架構，是否只是建立在一個幾乎不可行的法律體制上？於你而言，合約法的宗旨能否被應用於現代社會之中？法律能如何保護消費者自主權、亦維持商業交易效率？現行的合約法架構又有甚麼改善空間，以彌合法律與消費者行為之間的鴻溝？

文章將於〈法律專欄〉的臉書專頁與Instagram專頁刊登，且張貼於香港大學鄭裕彤教學樓四樓的法律教育板上。本會亦會向投稿者致送星巴克禮品卡乙張，以表謝意。

本專欄同樣歡迎其他法律相關議題的來稿。如有投稿，請致函[email protected]。您也可掃描海報的二維碼，填寫投稿表單。

如有查詢，請私訊本頁，或致函 [email protected] 聯絡本會法律教育秘書蘇綽喬。

‘Legal Column’ is a platform for HKU Law students to share and exchange ideas. We are currently inviting submissions on any legal issues in society. There is no word limit, and we welcome articles expressing any viewpoint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Below are the suggested topics:

[Is the Reasonable Man Theory Applicable in Modern Times?]

At the heart of Hong Kong’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lies a cornerstone: the ‘reasonable man theory’. The law has long relied on this ‘hypothetical figure’ for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criminal elements, such as negligence and provocation. Yet society is more fragmented, in many aspects, than ever before. Adop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ne-size-fits-all’ benchmark is a measure which is up to debate. Some believe that a uniform standard should still apply for impartial judgement, whereas critics contend that the ‘factual standard’ should be interpreted more liberally due to varying traits among individuals. In your opinion, should the traditional "one-size-fits-all" benchmark be abolished? Where should the line be drawn between holding individuals to an objective societal benchmark and recognising the disparate realities between individuals’ traits?

[Meeting of Minds in Digital Contracts]

It is often common for us to quickly check a box on the screen confirming that we have accepted numerous pages of terms and conditions that we did not read in detail. While contract law is built on the doctrine of consensus ad idem, i.e. a genuine meeting of the minds, modern commerce mostly runs on blind clicks and lack of unambiguous agreement. This invites the public to reconsider what the ideal framework of digital contracts is. In your opinion, can the classical contract theory be adopted in modern commerce? Where should the line be drawn between protecting the autonomy of the individual consumer and maintaining the efficiency and certainty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How can current contract law frameworks be improve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lassical legal frictions and actual consumer behavior?

Your submitted articles will be posted on the ‘Legal Colum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page, as well as on the Legal Education Board located on the 4th floor of the Cheng Yu Tung Towe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Starbucks Gift Cards will be presented to all article contributors.

Any topics other than those suggested are also welcome. Please send your submissions to [email protected]. You may also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poster to fill out the submission form.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please inbox us on our Facebook or Instagram page or contact Samantha So, our Legal Education Secretary, via [email protected].

29/06/2026

#法學時
The Law Beyond the Turnstile — the MTR Bylaws

In October 2024, a Hong Kong commuter made headlines for a mundane but costly oversight, lingering too long in conversation at Tsing Yi Station and exceeding the MTR By-laws’ 150-minute time limit [1]. While the $66 penalty is minor, it illustrates the regulatory reach of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By-laws (Cap. 556B), which i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hat governs everything that occurs within MTR stations and trains from escalator etiquette to what constitutes a ‘nuisance’ on railway premises. For the city‘s five million daily commuters, these by-laws are a constant, if often invisible, presence.

Perhaps the most contentious provision is By-law 25, which prohibits any person from conducting themselves ‘so as to cause a nuisance or annoyance to other passengers.’ [3] This is the proverbial ‘catch-all’ clause with which MTR officers regulate social discomfort. The case of Mtr Corporation Ltd v Chow Nok Hang [2] case provides a clear illustration of how the MTR utilises its by-laws and the extent of their power.

On 9 March 2016, Chow and other activists gathered in the paid area of Tai Wai Station to protest against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setting up a table, a banner, and a loudspeaker to broadcast their messages and collect signatures. An MTR official made three separate requests that they stop using the loudspeaker and leave the station, and upon refusal, Chow was subsequently charged under By-law 21(1), which requires every person on railway premises to comply with ‘all notices, indicators and all reasonable directions and requests of any official’ [3]. Chow was acquitted as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paid area was a ‘public place’ and that Chow was exercising hi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which are constitutional rights enshrined under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and Articles 16 and 17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Crucially, the Magistrate ruled that the prosecution had failed to prove the directions were ”necessary and proportionate“ [§7 of note 2, The Deputy Magistrate’s Decision].

15/06/2026

#用法
《旁觀者也有罪？》

電影中常有這樣的情景：於深夜的旺角街頭，阿明和幾位朋友喝了酒，突然與另一群人發生口角。阿明的朋友忽然情緒失控，從外套裏掏出摺刀捅向對方，導致其傷重不治死亡。雖然阿明從頭到尾沒有動手，但警察將他們全部逮捕，並控告阿明「謀殺罪」。此時，讀者可能有疑問：甚至沒動手、沒帶刀，真的會被判終身監禁嗎？理論上而言，這不是天方夜譚，背後原理為香港法律上採用一個重要普通法原則——「共同犯罪計劃」原則(Doctrine of 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

【解構共同犯罪原則】

每一宗案件必有主犯(principal offender)，符合該罪行的犯罪行為(actus reus)和犯罪意圖(mens rea)。於「共同犯罪計劃」中，刑事責任將延伸至主犯以外參與犯罪之人，又稱之為協從者(secondary party)或共犯(joint offender)。根據Lau Sik-chun v The Queen[1]，要將協從者定罪，控方必須對其犯罪行為以及犯罪意圖提出無合理疑點的證明(proven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當主犯實施犯罪時，協從者已加入且參與該共同犯罪計劃；
協從者和主犯有共同犯罪意圖(shared criminal purpose)。

【旁觀者的刑責】

如首段所道，電影裏經常有一群人去「談判」，其中一人突然拔刀殺了人，其他人即使沒動手，也可能同樣面臨謀殺罪指控。這到底為何呢？

一、旁觀行為的影響：根據R v Clarkson[2]，旁觀者單純出現在案發現場不直接代表是共犯/協助犯(aider)或教唆犯(abettor)。可是，R v Coney[3]案中指出，若控方能證明旁觀者有意圖鼓勵犯罪行為或意圖共同犯罪，其亦有可能會被定罪。以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朱耀強[4]案為例，雖然被告沒有武器，他知道同伴帶了攻擊型武器去找人以報仇，仍陪同他們到場，在一旁看着受害人。此情況下，自願在場的「旁觀者」可依法推定為有意圖鼓勵犯案。

二、旁觀者的整體犯罪參與度：在共同犯罪計劃中，要裁定一個人的罪，不一定需要他親自「動手」。如果多於一個人，一起有一個「犯罪計劃」，每人扮演不同角色，法律會視所有人為一個整體。因此，就如McAuliffe v The Queen[5]中指出，不論各自在共同犯罪中擔當的角色有別，所有參與者皆承擔同等刑責。以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錦成[6]案為例，被告辯稱沒有動刀殺人，而且同伴落下致命一刀時自己不在場。可是，法庭最終駁回被告人的上訴，他依舊負上謀殺罪名。法官指出，被告人與其他同為三合會成員的同伴一同攜帶匕首去與敵人打架，而其「崗位」則是到場尋找敵人和協助其他同伴離場。這足以證明被告與主犯已確立一個共同犯罪意圖去殺人或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傷害。由此可見，儘管協從者沒有直接造成犯罪行為，他們於其他方面參與案件，足以證明所有犯案者擁有共同犯罪意圖，可以被檢控與主犯同一罪行。

三、延伸「共同犯罪」原則(extended joint enterprise)：這原則適用於在實施已預謀犯罪的過程中，其中一名參與者進行了另一未預先計劃罪行的情況。Chan Wing-siu v The Queen[7]案的可謂典型情形——被告們帶着刀到受害人家，打算向收回欠款；他們強行闖入單位，隨即拿出刀威嚇。最後，主犯用刀殺害受害人，並對其妻造成頭部重傷。共犯辯稱於謀殺罪或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罪而言，他只是一個「旁觀者」，沒有用刀對受害人們造成任何傷害，因此不應被定罪。此案件中，我們可見參與者原本達成的共有犯罪意圖僅是盜竊，謀殺或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看似與原有的共同犯罪意圖無關。可是，若協從者符合以下兩個要求，即可證明延伸的罪行屬原有共同犯罪計劃的範疇下(within the scope of the joint enterprise)：
犯罪行為：依然參與在與主犯的共同犯罪計劃中
犯罪意圖：預視到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主犯有可能進行進一步罪行，而該延伸罪行是協從者已預視的其中一種。
返回此案例，共犯最終被定罪。原因是：從他們帶着攻擊型危險武器到受害人住所可看出，所有參與者於那時候已預視自己或其他同伴，或會使用到刀去至少造成嚴重傷害。因此，即使共犯沒有造成實質傷害，我們可從其行為或其他證據推進出他犯案時是否預視到另一罪案會發生。

【全身而退？】

一、避免盲目跟隨：朋友去談判、去鬧事，千萬不要因為面子跟著去「看熱鬧」。在法律面前，你的出現，可能就是對犯罪者的「無聲鼓勵」，或會被認為是協助犯甚至共犯。

22/05/2026

#法律一分鐘

一分鐘，可以做甚麼？

看一頁小説，等一會兒地鐵，做一場白日夢。

但你可否想過一分鐘的短片可以令你吸收多元化法律知識？

全新系列《法律一分鐘》即將推出，旨在以全新方式向公眾普及法律知識。此系列將探討歷史案例、解構法律原則及進行罪行分析，敬請期待！

06/05/2026

#公民講堂
《公民講堂：人工智能發展——個人私隱蕩然無存？　講堂摘要》

編者按：香港大學學生會法律學會於四月八日（星期三）舉辦「公民講堂：人工智能發展——個人私隱蕩然無存？」，幸邀何敦律師行合夥人梁凱然律師分享。以下為講堂摘要，以饗讀者。

【引言】

是次講堂聚焦人工智能與個人私隱。近年人工智能(AI)發展一日千里，雖為社會帶來便利，但往往犧牲大眾個人私隱。此時此刻，人工智能不僅是技術議題，而是直接牽涉私隱、身份安全、人格權等法律問題。現時香港的確有法例保障大眾私隱安全[1]，但於人工智能的領域下，保障未算全面。因此，為了彌補現有漏洞，確保市民私隱安全，法律改革刻不容緩。

【AI引發的私隱風險】

梁律師先指出幾類最常見的AI相關風險，包括製作或散佈AI深度偽造技術(AI Deepfake)、AI詐騙、身份盜竊，以及利用個人資料進行大數據開採。就AI深偽而言，當事人的面貌、聲音或身體特徵被逼真重製，誤導公眾，令用戶在未經同意(consent)下被描繪，甚至羞辱。而AI詐騙的騙徒透過生成假圖像或假對話，假裝當事人去設立銀行帳戶、申請貸款，造成大額財產損失[2]。然而，目前AI引發的最大問題為個人資料用於大數據開採。梁律師指出，使用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去訓練AI時，AI將提示詞(prompt)的每一個字分拆，然後在網上搜尋資料。因此，若我們向AI詢問某名人的電郵地址，AI即根據網上流出的訊息，提供準確答案。可惜，由於香港未有法例管制AI，未經同意下使用個人資料作AI模型訓練仍是一大問題。

【香港現時法律框架】

香港目前沒有專門針對管制AI的軟法例或硬法例，主要依賴現有法律、政策文件、及指引[3]作規管。不過，由於指引性文件沒有法律效力，即使市民不遵循，政府也「無可奈何」。梁律師強調個人資料私隱與個人私隱有所分別：個人資料私隱指可識別個人身分的數據，如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碼，且受到法例保障；個人私隱則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涵蓋人身、行為、通訊等自由不受無理侵擾的權利[4]。香港法律保障的重點為個人資料私隱，而非私隱權本身。因此，香港對個人資料私隱有較完整的法律制度，核心法例為《個人資料（私隱）條例》(PDPO)。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PCPD）負責監管及執法，並發布不少與AI相關的指引。不過，這些指引本身並非全面全面的AI法律框架，更多屬於實際操作上的參考。

【AI與個人資料私隱】

由於香港法律為個人資料私隱提供保障，若AI系統在開發或使用過程中涉及任何可識別在世個人的資料，例如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碼等，原則上受PDPO約束。梁律師亦提到六項保障資料原則[5]，並指出在AI情境下應特別留意私隱影響評估、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以及資料外洩應變機制等原則去保障個人資料私隱。不過，就限制而言，香港法律僅保障在生人士的個人資料私隱[6]。同時，梁律師亦提到即使我們被AI非法使用個人資料而向PCPO投訢，PCPO的調查時間頗長，加上只勸該侵權公司改變，效果有保留。此外，梁律師指出香港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法例比部份國家，如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e Protection Regulation)，執法與刑罰相對溫和。例如，香港法律沒有特定條文約束AI保障個人私隱，要求較寬鬆，因此阻嚇力或比外國的法例弱。

【AI與人格權】

梁律師指出，香港法例及普通法目前沒有為人格權或肖像權提供明確保障。因此，當AI未經同意使用他人肖像、姓名或形象時，當事人往往只能倚賴較間接的法律工具，例如商標、版權或影射（passing off）等制度去控告。若涉及AI利用他人形象欺詐，則《盜竊罪條例》下的欺詐罪[7]、以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E條[8]關於未經同意發布私密影像或威脅行事的規定，都可能成為重要依據。可是，這些法例並不能全面保障人格權。以去年香港大學深偽色情照片的情況為例，由於照片生成後沒有發佈，原則上沒有違反法例，由此可見，法律漏洞依然存在。

【其他相關法律】

除了PDPO，梁律師亦提及其他可能與AI相關的法律領域，包括知識產權法、刑法及普通法上的保密原則。在普通法方面，洩露秘密(breach of confidence)可在某些情況下提供保護。以英國案例Douglas v Hello! Ltd [9]為例，著名演員麥克道格拉斯與凱薩琳瓊絲控告Hello!雜誌公司非法刊登其婚禮相片。由於該公司沒有獲得獨家拍攝權，該最終公司敗訴而在刑事層面，欺詐罪、散佈淫褻及不雅物品、以及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等罪行，都可能因AI應用而變得相關。這說明AI問題並不只屬於私隱法範疇，而是跨越多個法律領域的重大議題。

【香港是否需要AI法】

在討論「香港是否需要人工智能法」的議題中，梁律師比較了歐盟《人工智能法》(The EU AI Act)[10]的做法，指出歐盟已對一些AI用途作出限制，並對高風險AI系統及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Purpose Artifical Intelligence) 如Gemini設立披露與合規要求。相較之下，香港目前主要仍依賴既有法例與行政指引去規管AI。此反映香港現階段的監管路徑較為分散，重點以現有法律處理具體風險，而非先以單一立法全面定義AI治理框架。若要全面保障市民個人私隱，同時提高執法效率，香港政府應建立一套獨立且全面的AI監管法例。

【AI世代下，如何自保？】

就實際建議而言，梁律師提醒在AI世代下，公眾應該......
一、避免披露過多個人資料，並留意資料是向誰提供。
二、在閱讀平台條款時，應細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Privacy Policy Statement)，尤其留意資料用途、保存方式及可能轉移的對象。
三、留意網上平台或網上平台（尤其是國際平台）AI系統之言行，細讀其私隱政策及申訴機制。假如自己的個人資料被非法挪用，我們可以該公司投訴，要求移除侵犯個人資料私隱的部份。
四、注意文化差異。例如，美國沒有全國通行的個人資料私隱法例；內地對個人資料私隱的法例較鬆，或會用AI用戶的個人資料作大數據開採。
五、加強自身資訊保安，採用強密碼和啟用多重驗證，(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以免不法之徒有機可乘。

【結語】

總括而言，為保障大眾個人私隱安全，香港盡快設立完整法律框架去管制人工智能。同時，雖然現有香港法律未盡完善，但並非無保障個人私隱的途徑。梁律師認為關鍵在於提高風險意識、做好資料管理，並在必要時及早尋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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